顾名思义，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。由于法益一词基本在刑法语境中使用，也可以将法益狭义的理解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。提到“法益”，我们的脑海中会不自觉的检索到其关联称谓，如“法益保护原则”“法益侵害性”“法益风险”“法益平衡”等。

法益作为舶来之物，其在我国刑法视域出现的遍在性，意义重大。

01

犯罪的本质是“法益侵害”，刑法的任务是“法益保护”。

关于犯罪，我国刑法典第13条规定，一切危害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和安全，分裂国家、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，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，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，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，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，都是犯罪，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关于刑法任务，我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，刑法的任务，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做斗争，以保卫国家安全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，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维护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。

由此可见，虽然上述刑法典条文中并未出现“法益”用语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法益”意味确已渗透其中，用“法益侵害”概括犯罪的本质和用“法益保护”抽象刑法的任务，是更为准确和妥帖的，也符合法律语言表达应有的经济性和识别性。

02

认可“法益侵害”的犯罪本质论，有利于贯彻犯罪“规范违反说”。

      刑法的正义性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明确性、可触及性和可视化。否则，公众会陷入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的惊恐和不安之中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深刻的指出，“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，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”。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，其经典言说是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”。诚如前述，法益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利益，如若某种利益没有被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，并被明文规定，无论该种利益如何重大或者如何被严重侵犯，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之规限，相关侵犯行为都不能作为犯罪处理。因为相关侵犯行为并未违反刑法规定。 

03

      鉴于犯罪的本质是“法益侵害”，倘若某种行为没有实质性的侵害到法益，即便该行为形式上具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，根据“法益侵害论”和“实质出罪观”，也不宜对该行为以犯罪论处。在此意义上而言，“法益侵害论”具有出罪判断功能，能够防止随意出入人罪，可与“实质出罪观”达成呼应和互动。比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。虽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都形式上符合犯罪该当性构成，但由于其“侵犯”的利益，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利益，因此对相关行为应当做出罪处理，不负刑事法律责任。

04

对“法益侵害”和“法益保护”的阐明和坚守，能够兼顾对涉罪者的量刑正义。

我国刑法典第61条规定，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，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、犯罪的性质、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。该条文是对有罪之人量处刑罚时所考虑的因素的盖然规定。

作为“社会危害程度”的上位表达的“社会危害性”，一直是我国传统犯罪理论所秉称的犯罪本质。我们认为，“社会危害性”是相对纯粹的事实判断，“法益侵害性”是兼具事实判断、规范置喙和价值评价的产物。“社会危害性”和“法益侵害性”虽然具有一定的“通约性”，但“社会危害性”往往是作为入罪要件考量的，相较于“法益侵害性”而言，其规范性因素阙如，人权保障功能不足。为了实现尽可能的量刑适当和公平，在对犯罪人进行处刑时，充分思虑“法益侵害性”要素，能够提升对其施刑的规范程度和精准程度，体现区别性原则，真正做到罪责刑相当。

毋庸置疑，“法益”的刑法表达已经浸润至刑法学人的心灵。如何在刑事司法实务中，深刻理解“法益的用意”，并让其相关“法意”真正被我所悟，为我所用，还需要我们多学习、多思考、多训练，以期做到“通其法，达其意”。